本文从什么是私产、私产的起源、私产的演进、现代私产结构、公产革命和私产革命、评消灭私产的理由、为什么不能消灭私产等方面，探讨私有制不能消灭、私产万岁。

联讯证券宏观和固定收益高级分析师杨为敩亦称。路透北京7月26日 - 这一次，中国或将真正打响一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战役。

这次短期可能会有效果，但如没有全社会统一标准和限制措置执行到位，当需求反弹时，落后产能又会出现，比如每次煤炭热必然导致小煤井重开一样。一般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落后产能扩张是一种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在继铝行业规范条件之后，中国工信部最新公布今年首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更细化，更具操作性，或打响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战役的第一枪。在他看来，在需求快速扩张时期，没有落后产能的扩张，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他还在报告中强调，政府此举进一步证实其此前的判断，即中国在2013年不可能出台更激进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速在第三季度可能下滑至7.4%，第四季度继续下滑至7.2%，并在2014年下滑至6.9%。

事实亦是如此，据业内人士了解，名单中某企业在列的淘汰落后产能实际上在2011年就已经不存在了，虽然目前还没有把类似的情况完全统计出来，但仍让业界感受了此次政策敷衍的成分，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亦可想而知化解产能过剩的难度。在政策限制不严格的情况下，需求一定导致落后产能扩张。1984年由汪市长出面邀请，美国前国务卿万斯（原文注：赛勒斯?罗伯茨?万斯，2002年逝世）率领100多家全美最大的公司访问上海，汪市长责成上国投联合华东政法学院主办了一个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

我从1970年开始，有1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1979年国家改革开放，重开研究生考试，我决定报考，我是要弃政从教。最后在一些热心朋友的多渠道活动疏通下，特别是一位叫陆一的记者还找人专门写了内参上报市委，才使得我能在市委领导面前汇报困难。他们说，中国如果能出一个剑桥大学信托法博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既然你们单位不同意延长时间，你也不要以为就是世界末日，国内正在改革开放，可能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对我来说，读书看报的老百姓正是证券公司要培养的良好的投资人。

本文为原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1947年5月生）在2012年7月23日上海振兴樟树促进会年会上与在上海工作的江西小老乡座谈时的谈话纪要。好在当时还未实现三通，还不至于波及大陆，而且我自己也主动拒绝了个别采访，否则还真有可能又出现当年《新民晚报》写文章那样的事。

后来我也到静安寺那边去看了，杨百万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二是大手笔建设新德里的几点看法，上海只做虹桥和闵行两个区的规划太小了，应该向北、向南或向东发展。龚行长打电话给我，说派了市分行的金管处副处长和我一起去北京。万国证券公司的用人权问题直到1990年才得以解决，1990年下半年，万国证券公司第一次公开招聘，这才标志着万国证券的真正起步。

第二天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各大平面媒体均以大字标题中国证券教父在台发表演讲作了报道。当时是李登辉主政台湾，大陆从政从商人员均不准访台，我当时是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出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是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随团，同行的还有北京大学萧灼基教授。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素质才能抓住人生的机遇，用好人生的机遇。第二，你性格中有相当坚强的一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你也有，我不担心你上任后会半途而废。

第二次找龚行长是在党校搞调研时，这次谈得比较具体深入，更多的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观点的碰撞和补充。这三次研讨会充其量可以说是互教互学，也不存在谁教谁学的问题。

1988年7月18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成立后，在公司董事长张效浚先生亲自安排下，公司派我以副总干事的名义参与了由日本野村证券担任总干事的一宗日本债券的发行和募集业务。三是金融改革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我观察到的在苏州河桥口、静安寺等地存在的自发性国库券民间交易的情况，以及我对深化金融改革，放开国库券的二级市场交易，把这种私下的交易引入有组织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中去的思考。

主要内容有这样几点：（1）要成立专业性的证券公司，上海要成为交易中心，证券公司必须有数量上的保证。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是老一辈证券从业人员集体智慧的产物，绝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能教得出来的。汪市长在和我的长谈中，还就我提出的建立正规的证券交易市场问题对我说，小管，今天你讲的这个问题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问题上海市是没有权的。最后我出于两个考虑，自己买了机票回来了，一是不能给当年送我出国留学的领导添麻烦。现在看来当时这位领导是以巧妙的方法保护了我，保护了万国证券的事业此后四五年的顺利发展。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点理性认知，再加上当初年轻气盛，在万国证券成立之前我就做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

我记得和人民银行总行谈完那天是1988年5月13日，周五，当天下午我往火车站赶又买不到火车票，就买了站台票上了火车补票，站着赶回上海。公司上下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极大加强了员工在公司的归属感，为公司的迅速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汪市长谈完以后，我主动找龚浩成行长谈过三次。我回国时还上交了一万多美元，这件事做得漂亮，虽然我没张扬，但公司财务部专门报告了张效俊，因此我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组织上对我是信任的。

此稿一出，本来市民就十分青睐的《新民晚报》更是洛阳纸贵，销量大增。此事当时是沸沸扬扬，好在戛然而止，最后有惊无险。

我本来是忙惯的人，但如今每天朝九晚五，除了看报纸，做一些翻译的事情，上下班都尽量走路以锻炼身体。（2）在一家证券公司中，不能由人民银行牵头，但可以由一家金融机构牵头，却不能绝对控股，要体现证券公司运营的独立性。第三，中国证券教父首先见诸报端是1992年下半年的事，而且是境外发生的事。万国证券公司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和人民银行总行沟通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了好几次才定下来的。

现在尽管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考虑，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一直受表扬。上国投基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刚成立不久，领导也比较重视，工作也较顺利。

记得当时陈慕华（原文注：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对汪道涵说，没想到如此大型会议的秘书长这么年轻，而且是企业派出来的。其实在最初的招人方面，我还是用了一些小技巧的。

为了寻求另一种保护，公司开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在上国投的帮助下担任由日本野村证券牵头发行的债券承销团副总干事。我只是老兵问：我们是刚到上海工作的几位樟树（原文注：江西省宜春市辖樟树市，原清江县）同乡，可以说都是冲着您的名字才来参加上海振兴樟树促进会活动的。

其实在上报人民银行总行的组建方案中还有张效浚、谢宗锵，这样一共6人才基本符合人民银行总行所要求的至少有5人3年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历的条件。（2）作为市场主角的交易机构名称到底是叫证券公司还是投资银行，不管叫什么名称，为了适应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作为交易机构惟一最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就是股份制。当时看到报道有点吃惊，不就一篇学术讨论型的发言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中国证券教父，真是人在江湖，百口莫辩。因为毕业时国家有规定，研究生不能留校任教，所以就到了上国投，那是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的事。

万国证券能坚持七年其实就是这两条原则在起作用。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迎头赶上去，是要有些创新的思路，如果大家都不去试、不去闯、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1988年怎么会辞职下海创办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呢？这应该从1984 年我由上国投公派出国留学讲起。问：从某种意义上讲，万国证券很可能是中国金融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因此也可以说您是曾经的成功人士。

在万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方面，我始终坚持股份制的原则，为确保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我们采取了股权分散化的安排，避免一股独大，第一大股东上国投的股权比例也只有30％。第一次和龚浩成谈，我就说了这样的几个观点：（1）要建立公开市场操作机制，要把现在这种散兵游勇的交易引入交易所，由室外交易到室内交易，证券交易强调时间、价格优先，要公开透明，因此核心是竞争机制。